“最不愿意来，却坚持到最后”——张芬用这句话来描述她在一个偏远贫困山村40年坚守。

她是最后的“知青”之一，犹如一块被政治浪潮远远抛上岸的浮木。十年“文革”期间，在毛主席的指示下，大约1700万城市知识青年被送往农村和边疆地区，接受农民再教育。

与绝大多数知青不同的是，张芬在“文革”结束后仍然留在农村。来自重庆市中心的她，放弃了舒适的家来到农村，住在一幢紧挨悬崖的破旧木屋里，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。

她打算今年年底再回重庆城区的老家看看。上一次回城是2003年，重庆的变化让她震惊，那些她曾经非常熟悉的地方已面目全非。

最后的知青

如今张芬返城一趟需要7个小时。但在1969年10月，当她和另外11名知青从重庆市区出发、向东前往350公里外的黎水公社时，花了2天2夜。

此时距毛泽东发出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”的最高指示，已过了10个月。时至今日，她依然能脱口而出，准确无误地念出那个指示。

1980年这项运动宣告终止，但张芬选择继续留守农村。

“我什么活儿都会干，也必须干，比如用水牛犁地、插秧等等。”她说。

张芬的手满是皱纹，老茧坚硬，手指关节突出，指甲缝里还残留着黑泥，这些都是长期重体力劳动留下的印记。在沟壑纵横的黎水，农业机械没有用武之地。

“过去40年，总的来说快乐比忧伤多。”她说。“累的时候，烦的时候，我就给自己唱唱歌，唱革命歌曲，唱毛主席语录歌，给自己解闷。”

张芬生于1950年4月。父亲是一名养路工人，用每月几十块钱的工资供张芬和两个弟弟念书。“文革”时，正念初二的张芬加入全国大串连，去了上海和北京。

1966年10月18日，毛主席接见了包括她在内的数万名红卫兵。这成为她“这辈子最最难忘的时刻”。尽管革命热情高涨，但张芬还是不愿意离开城市来当知青，不过她别无选择。“如果我不来，我父亲单位可能会扣他的工资。”

嫁给农民

张芬依然清楚地记得到达黎水的第一个晚上:极度疲倦的知青们掀开被子，发现被窝里满是虱子和跳蚤。她彻夜未眠，恨不得马上返城。她想念重庆的一切:马路，电灯和食物。

但回去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这有悖于革命事业，会被人唾弃。很快，张芬被分到靠河大队，开始学干农活。

一年后，由于缺乏住房，她搬进谭家院。在那里她认识了谭顺发，一个拖着三个孩子的鳏夫。谭比她大14岁，是大队里最穷的农户之一。谭顺发小学毕业，当时还兼职做公社会计。

于是有人帮忙撮合他们。一开始，张芬不愿意。但慢慢地，她开始认可谭顺发的老实诚恳和热心肠。他也经常帮张芬干农活。尤其让张芬感动的是，有一次她上山拾柴摔断了胳膊，得到谭顺发的细心照顾。

“当时觉得没有回城的希望，与农民结婚是必然的选择，而且我愿意留在农村。就这样我决定跟他耍朋友（重庆方言，意即谈恋爱）。”张芬说。

但她的决定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，两个弟弟甚至威胁要打断她的腿。

张芬的决心更让人吃惊，她撕掉了父亲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一张招工表。那张表意味着她可以返城工作，而这是当时绝大多数知青的梦想。

家人被她的做法激怒，断绝了与她的关系，直至1989年她婚后第一次回城。

“当时大家都知道我们俩的关系。如果我走了，他们一定会骂我是骗子，贬低我。而且我的行为会给知青抹黑。”她解释说。

1972年4月，张芬与谭顺发登记结婚。“命运让我们走到一起。我母亲1970年病逝前，竟然梦见我在这里跟农民结婚。我父亲比我母亲大11岁，我对我们俩的年龄差距并不是太在意。”张芬说。

婚后，张芬拼命干活，希望改善家境。谭顺发说:“结婚后她很快适应了妻子的角色。虽然我是个农民，半文盲，但她从来不嫌弃我。”

“她一直很坚强，很乐观。不管干活有多累，我从没见她哭过。”